倘若说人类史上黑暗的篇章是可以“应对”的话，那么德国人总体而言可谓应对自如。战后德国人曾经“无力哀悼”，然而如今，对国家罪行的内疚转化成一种美德，对比拒绝忏悔的国家，甚至成为一种优越感的标志。有了广岛和长崎原爆造成的冲击，日本人在谈论战争罪时，感到有资格反戈一击，指责“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”。于是保守派首相依然年复一年地参拜供奉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，而形形色色的委员会把教科书里有碍爱国自豪的史实一概抹去。二战结束七十余年来，当正义的一方欢呼胜利，德国和日本这两个“危险的民族”，又是如何面对自己不光彩的过去的？表面看来，德国人对大屠杀的彻底反省，日本对侵略责任的抵死不认，世人有目共睹；然而在历史的阴影下，关于奥斯维辛、广岛、南京这几个炼狱之所，关于历史的胜者审判和历史的纪念泛滥，以及为了实现“正常化”的努力和手段，两个看似迥异的国度，实则都充满了难以分辨是非的灰色地带。在《罪孽的报应》一书中，布鲁玛精确剖析了德日两国的战争记忆，通过深入调查和实地走访，作者敏锐地指出：“没有危险的民族，只有危险的情境。”实际的政治安排，往往比所谓的历史规律和民族性格，更能影响一个国家在面对自身历史遗留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。过去深入骨髓，历史从未清零。布鲁玛带领读者进行一次深刻的人性探究：关于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如何在各个方面影响了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。